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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日期:2013-12-13 13:07:33  浏览次数:1次  我要评论

书名: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作者:王斌

出版:山东教育出版社

定价:48

铁路被喻为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1898-1914)》聚焦于胶济铁路(青岛—济南),深入考察了德国占领青岛时期,胶济铁路的建设、运营,以及德国输入中国的铁路技术和管理,探讨了胶济铁路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另一个视角,该书也为读者呈现了一百多年前,在山东这片土地上,在德国殖民者与中国官民之间,围绕胶济铁路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名著《檀香刑》和《丰乳肥臀》就是以胶济铁路为(部分)写作背景,可见这条铁路对民族心理的重要影响。

该书出版之际,正值胶济铁路陈列馆开馆,并即将迎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110周年(1904-2014),在工业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全社会关注的今天,本书的问世可谓恰逢时机。

该书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之一,其原著是王斌副研究员依据翔实的德文档案和中文史料完成的博士论文,成书时又作了资料补充和完善。

本书对于研究中国铁路史、山东近代史和中德关系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精彩选读:

山东人口稠密,又多以务农为生,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里修建铁路,穿越农田,必定会激起很多矛盾。而山东传统社会历来又是不平静的,“由于贫困、灾荒、政治搜刮和社会不平,动乱时常发生”。历代山东动乱和农民起义之多,可以说名列全国各省区之首,而近代尤甚。德国传教士在鲁南地区的传教活动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洋教斗争,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更是在山东引起了强烈反应。在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地区修建第一条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德国人在铁路建设初期的野蛮行径又加剧了矛盾,导致严重暴力冲突的多次发生。

1.第一次筑路冲突与《筑路善后章程》

1899年6月,山东铁路公司在即墨、胶州和高密等处进行线路勘测。6月上旬在高密姚哥庄,铁路公司员工在勘路植标过程中毁坏大量坟墓。毁人祖坟向来是民间一大忌,德国人的挑衅行为激起姚哥庄村民的反抗,发生了数次小规模冲突。6月18日在高密大吕庄,铁路公司雇用的一个小工在集市上公然侮辱一名年轻村妇,由于此类事件“非止一次”,于是立刻“激动众怒”,赶集的村民们“群殴小工,顺便拔杆”,并聚围公司。锡乐巴闻知消息后,即刻从青岛赶到高密,要求高密知县葛之覃“补复标杆,查办殴工之人”,葛之覃“置之不理”。锡乐巴遂折回青岛,请求胶澳总督叶世克(?-1901)派兵保护路工,此举意在通过示范性惩罚来重建和平,同时通过军事干涉迫使地方官承担为铁路公司征购土地的义务。6月24日,德军指挥官毛威(HauptmannMauve)率80名海军和15名骑兵抵达高密。高密士绅请求葛之覃阻止德兵入城,但葛之覃不肯听从。德军洗劫了堤东庄、刘戈庄和高密县城,杀害20多名村民,伤者无数,离开时还焚毁高密书院的全部书籍。

此次冲突的起因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首先,铁路公司不考虑当地人的要求,铁路线的走向常常穿越房屋和坟墓,而“迁坟移舍,尤为乡民所不乐为”。其次,铁路公司不愿费工夫,逐个查清颇为复杂的土地产权关系,有时甚至未等土地买卖完结就破土动工。再次,铁路公司付给农民的土地价格往往低于实际价值,公司通事(翻译)又“私行诡诈”,“为索人钱财,或吓由房宅,或吓经坟墓,多方凌逼”。最后,公司所招募的铁路工人大都来自北方其他省份,他们的工资收入较当地人要高,经常与当地人发生矛盾,同时又依仗铁路公司的保护,其作奸犯科的行为很少受到惩罚。

冲突发生后,山东巡抚毓贤派莱州府知府曹榕前往高密查办,派胶州知州张承燮会商,并派二人同铁路公司代表锡贝德和高密分遣队头目毛威谈判。同时,毓贤致函胶澳总督叶世克,他写道,“查各国兴办路矿等事,均是于未经开工之先,公同立一妥善购地章程,方免滋事。就本国而论,东三省、广西各处,现已由俄法承办路矿,均是事前由两国派员商立妥善章程,然后议及买地等事”,并要求叶世克就路矿事宜与总理衙门订立合同章程。德国人没有理会毓贤的要求,反而就高密冲突向山东省官府提出赔偿要求。1899年7月2日,双方商定由中方赔偿德方桩价、兵费共4500多两,并暂订《路工办法十一条》。毓贤鉴于高密知县葛之覃“既未能调和于事先,又不能补救于事后”,对此次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将其撤职,由季桂芬暂署知县之职,又派候补知府石祖芬赴高密会商。后来,石祖芬与锡贝德续订《筑路善后章程》。此章程规定,铁路小工有调戏妇女、与民人口角之事,由地方官讯办;民人有拔标阻工之事,由地方官解散;铁路小工,托地方官代雇,其每日薪资,由工程师会同地方官亲手付给;拆屋迁坟,公司知照地方官查勘商办;租屋请地方官帮助,土石、木料等均由地方官购买并代付款项;租地请地方官帮助等。接着,莱州府知府在各地布告《筑路善后章程》的内容及惩罚措施,规定:破坏勘测路标者罚款5两,若找不到此人,村长要负责筹集这笔钱;若有中国或德国铁路工人被杀或被伤而找不到罪犯,全村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胶州知州让沿线20个村子签协议,承担保护该地区工程的责任。

毓贤在上奏《筑路善后章程》时指出,由于凡事均由地方官办理,“地方官疲于奔命”,“终日随工程师左之右之,而不略治一县之事矣干济者恐亦无以胜此”,若有地方官不称职,“浮冒侵蚀”或“迟延贻误”,可能导致德人发难;或勒索百姓、摊派所需,“为患于民”,因而有必要委派专人负责,再辅之以翻译一人、随员二人、司事二人。毓贤还建议总理衙门将《筑路善后章程》“酌量汇入”,与德国公使“议订山东全省路矿详细合同”,以使“各州县有所循守,与德员和衷商办”,以期路务彼此相安。作为山东巡抚,毓贤的确在努力寻找遏制德国人的方法,他请叶世克和总理衙门就路矿事宜订立详细章程,对锡乐巴在订立章程之前就在山东购地向叶世克提出抗议。他并非像外国学者此前所批评的那样,对于德国违反《胶澳条约》的行为、对经济及主权问题“漠不关心”。但总体而言,《筑路善后章程》将帮办和保护铁路之责全部加到地方官身上,却没有给中国方面对铁路的控制权,对山东铁路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从长期来看,这份章程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因为铁路公司仍然独断专行,不考虑风水戒律。一位德国工程师评论到:

“……要与县令协商单位面积价格,由县专员查明详情并确定每个所有人分得的金额,这种强制征收土地的做法激起了很大的民怨。人们还担心专员和地方官有欺诈行为……此外,土地所有人不是在路堤工程开始后立即就能拿到钱,而是在路堤建成并测定界石以准确确定所需的面积之后。中国人看着这些外来的野蛮人如何占有他们的土地,他们觉得自己被强迫了。”

1899年6月底,胶济铁路重新开工。德军在高密待了两周后撤离,约有12名骑兵留下来保护德国工程师。此次军事行动遭到了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强烈谴责,尽管《胶澳条约》赋予德军在租借地50公里区域内的通行权,但他反对扩大德国在胶澳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激烈争端;而且也不完全排除其他列强干预的可能。他强调,德国必须以青岛为据点,以山东铁路为依托,逐步巩固在山东的经济特权,与民众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长久的成功。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事件“只是更大范围、更严重争端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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